丁文广，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弗莱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留学归国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环境社会学及国家公园管理等，为本科生讲授《环境政策与分析》课程，为研究生讲授《专业文献阅读与写作》（英文授课）及《灾害管理》等。

        他于2007年1月创建了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并于2008年1月在甘肃省民政厅注册了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担任理事长，主要学术兼职为“科技部同行评审专家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专家”、“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科技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减灾委委员”，主要社会兼职为甘肃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等职务。受聘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机构担任环境和社会发展专家。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承“公平地满足脆弱社区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着力营造正能量的公益氛围，引领和促进公益事业专业化、多元化发展，大力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

        一山一水的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社会智库、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自成立以来累计筹款1.5亿元，帮扶了20多万贫困人口、灾民和60万儿童。2016-2018年，一山一水积极参与甘肃省“精准扶贫”项目，在生态扶贫、灾害救助、留守儿童关怀等方面资助3220万元，实施了8个精准扶贫项目。

        他所关注的河西走廊“高铁建设项目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得到《中国经济周刊》的深度报道，该报道先后被国内有影响力的60余家媒体转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被甘肃省《舆情信息》和《舆情参阅》上报，得到时任甘肃省长刘伟平、常务副省长刘永富的批示。工程建设单位在得到省长批示后，积极整改，投资数亿元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丁文广教授还关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及国家公园建设，他与兰州大学勾晓华教授、李育教授及一山一水副理事长张宇研究员等合作，共同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提交的三份资政报告，先后得到6位省部级领导批示并被相关部门采纳，为祁连山生态治理及国家公园建设发挥了智库支撑作用。

五种扶贫模式

        问题一：一山一水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做公益扶贫，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丁文广：其实，一山一水做扶贫，可以概括为五类，物质扶贫，产业扶贫，精神扶贫，科技扶贫和健康扶贫。无论是在平凉做的扶贫，还是陇南的救灾，还是全国二十多个省所开展的工作，都是这几类模式的某一个或综合使用其中的几个模式。

        比如物质扶贫，就是传统的扶贫物资的精准发放，例如，以往的8年时间里，一山一水通过组织省内外的社会组织，发放了52420个温暖包，价值2000多万元，使52420个孤儿、事实孤儿和儿童受益。

        产业扶贫的典范项目就是母牛滚动发展项目。一山一水在母牛滚动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出绿色母牛银行模式。

        健康扶贫模式就是通过在20多个省份实施净水计划，关注农村儿童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可以说是惠及千万个儿童的阳光工程。水的问题，要从儿童抓起。儿童若不能获得安全的饮用水，长期积累，对儿童的健康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因病返贫的结果。所以，要从源头上解决因病返贫的现象，就可以有效地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我最早还在玛曲县实施过针对藏族妇女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净水计划，就是健康扶贫。

        科技扶贫这一块比较多，利用兰州大学这个平台将高校的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社会服务，这方面如绿色母牛银行、耦合模式，还有我的沼气方面的国家发明专利技术、造林方面的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太阳能发明专利技术等。我们还在平凉市崆峒区成功地探索出了低保精准认定的6123模式……这些都是科技扶贫的成功案例。

       精神扶贫是各种扶贫模式中最核心的。现在精准扶贫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巩固扶贫成果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基层调研的发现来看，许多农民不能正确对待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社会福利，对政府和社会的帮扶有较强的依赖度。好多扶贫干部也抱怨做了那么多事情，老百姓不感恩。甚至干部把地膜化肥送到田间地头，一些农民都不干活，还要这些帮扶干部帮他们去铺地膜。所以说，实施精准扶贫的同时，更要实施精神扶贫。

        一些农民没有很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传统道德，丧失了内生的发展动力，不思进取。 精神扶贫需要为农民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动员农民参与，通过参与培育农民助人自助、助人互助的精神和理念。例如，通过组建妇女小组、合作社、村民用水协会等社区组织，激励贫困户参与各种项目和活动，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如互敬互爱等结合起来，培育农户的互助精神。

        一山一水团队在过去12年里实施了众多发展项目，概括起来讲，就是这五种不同模式的扶贫：产业扶贫、物质扶贫、健康扶贫、科技扶贫和精神扶贫。我们在这五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几种不同的扶贫模式若有机整合起来，扶贫的效果会更好。

值得推广的示范模式

        问题二：2020之后，精准扶贫的成果如何巩固，怎么办？

        丁文广：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还是要从这几方面来做，比如我们提出的耦合模式，因为贫困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诸如因灾返贫，因病返贫，或者由于环境的破坏返贫，这就又回到我提出的耦合模式。其实将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需要耦合模式。

        而耦合模式当时提出之后比较抽象，好多人看不懂。所以我们讲，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第一就是要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杜绝因灾返贫；第二，尽可能减少因病返贫；第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解决因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贫困的再发生。

        为了杜绝生态破坏引起的贫困就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自然环境的风险管理。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和生态破坏返贫杜绝了，就可以极大的降低返贫率。

        另外，要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高农民的能力建设，对他们加强培训，提升自身的造血能力。现在的扶贫某种程度上还是输血，要真正的解决深度的贫困问题，就要培养农村产业，比如养牛养蜂，让农民掌握相关的技术，靠农民自身掌握的技术把他们从贫困的怪圈中解救出来。

        2020年之后怎么办？其实政府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完美的，2020前实现脱贫的目标，之后也并不是扶贫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扶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些因各种原因容易返贫的人还要进行持续的扶持。再就是，2020年大的扶贫工作结束了，并不意味着扶贫战役结束了，最后要兜底的这一部分人，包括残障的，年龄过大的，有病的，特别贫困的，这一部分人，要靠低保来兜底，这个制度也设计的非常好，比如有一类低保，二类低保，三类低保，各类低保人群靠民政部门来兜底。

        从全球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示范模式，先做大面积的扶贫，扶贫结束以后，一些特困人员就要靠低保来兜底，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

        问题三：从全球的角度，如何来看待中国式扶贫?

        丁文广：第一，从全球来看，最早设立专门的政府扶贫部门，中国是第一个。第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扶贫制度设计得好，社会秩序稳定，所以我们实施了好多大的扶贫项目，特别是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机构合作以后，中国的扶贫给这些国际机构提供了很多合作模式，反过来，这些大型国际机构又将这些成功模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比如向非洲、东南亚进行推广示范，为中国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口碑和影响力。第三，特别是习主席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贫困人口发展、粮食危机应对也是一个新的示范，对全球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这个从国际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视角来看都是非常认可的。举例来说，我认识的世行专家比较多，世行和亚行都愿意将钱贷给中国，不愿意贷给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贫困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还款率是百分之百，因为我们国家是中央财政担保，把这个贷款担保逐级分解到省、市、县三级财政，另外一个就是项目实施的效果好。还款有保障，项目有经验，当然就树立了国家信誉。

        这些国际性项目为啥要在中国做呢？第一，中国能探索出一种模式，能保证世行、亚行的资金回笼；第二，国际机构实施这个项目，会关注能不能创新，而在中国能不断创造和提出新的模式；第三，在中国实施项目，国际机构关注的一些要素都能实现，就是它的项目目标都能实现。

        国际发展机构关注的要素主要包括：其一，关注世行、亚行这些国际机构的政策和中国的政策是否能够衔接，即政策的包容性；其二，环保方面，中国国家的环保政策和国际机构的环保政策能否包容，若存在冲突，双方通过协商谈判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中国在解决生态破坏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引起国际社会赞誉。比如，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力度特别大，在全球是史无前例的。

        2015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生态文明大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鼻祖、美国的柯布教授，他在大会上公开的讲，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这是美国人讲的。这就是我们中国尽管以前生态环境脆弱，但这些年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力度很大，对生态的改善非常显著，这个变化在全球有目共睹，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的张家川、平凉一带，有些地方由于过度开荒，寸草不生。现在看到处都是绿色。

        其三，国际发展机构还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个也是中国关注的焦点，如“三区三州”精准扶贫，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个也能满足国际机构的关注点；其四，国际发展机构关注贫困，任何项目它都把贫困放在优先考虑。中国也是这样，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各个项目进行跨部门的合作；其五，国际发展机构关注项目的可持续性，中国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第六，关注妇女，世行、亚行所强调的社会性别就是关注妇女。这些国际机构关注的要素，咱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到执行层面都关注到了。

需要加大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和能力建设

        问题四：如今，在基层，随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有这样一个现象，即很少一部分村民按各项标准已经达到了脱贫条件，但是却不愿意脱贫，不想脱贫。怎么办？

        丁文广：这个反映了一少部分人将过去提倡的自力更生的传统思想丢了，变得懒惰了，想要完全的依靠政府长期把他养起来，包起来。网上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有农民的孩子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一个贫困户，等等，虽然不知网络上的传播的真假，但却反映了一部分贫困户的心态，他们希望什么都不干，让政府把他们供养起来。这些人不具代表性，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不愿脱贫，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完全相悖的。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应该关注。如我们认识的一个公益机构在某些地方扶贫，搞养蜂，蜂从外地拉到村里，老百姓都不愿意搬蜂箱，都要志愿者来搬。甚至给长途跋涉运蜂的司机连一杯水都不倒。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精神在某些地方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精神扶贫，这也是当前扶贫进入冲刺阶段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需要加大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和能力建设。

努力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

        问题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者，你参与到精准扶贫这一时代的大型活动主题里，有什么收获，又失去了什么？

        丁文广：我常年奔走在贫困地区的山山水水，虽然比待在象牙塔里更辛苦，但我吸收了更多新鲜的空气，接触到了更多的贫困人口，深入了解了国情和村情，感悟到学者拿什么去为社会发展服务，贫困地区最缺少什么，做好社会服务甚至比单纯追求发表SCI论文更重要，这就是我的收获。

        虽然像我这样真正的去走出象牙塔，额外的比其他老师付出更多，付出成倍的努力，虽然愿意这么做的人可能是凤毛麟角，而这种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动力，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是做不到的。

        这一点，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9月17日，已经去世三年的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但是大学的考核制度没这个要求，考核制度就是指挥棒。为社会服务没有纳入老师的绩效考评，当然许多人就不愿意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了。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兰大党委书记袁占亭教授特别关注为社会服务做出贡献的老师。袁书记在兰大还专门为获得道德模范等荣誉的老师举办了一个庆功活动，邀请省市级媒体进行报道，这在兰大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我们一山一水团队现在做的项目几乎覆盖了整个西部，团队在编的100多人，每年仅工资一项支出500多万元，我们除了支持100多人的就业之外，还通过净水计划、温暖包、救灾、扶贫等项目惠及数十万贫困人口、灾民和儿童……我就是靠这样一个团队和平台去做社会服务的。所以，我无悔做一个兰大教授，很骄傲地能够带领这样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团队。

        问题六：未来，一山一水将如何定位自己的蓝图？

        丁文广：首先，继续秉持一山一水的使命（公平地满足脆弱社区的发展）和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社区善治），坚持从社会智库、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做好社区发展项目；其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实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第三，继续加强与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合作。未来一山一水的蓝图就是探索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和模式。（李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