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  没有磨石 刀子一直闪光

拳头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马

那时候的路不长  足够走完一生

谁摸见了地平线  谁就在春天称王

        ——叶舟，《怀想》节选

中国宋代的一个成语叫“啐啄同机”，什么意思呢？啐，是一只小鸟在蛋壳里往外叨这个壳；啄，是小鸟的妈妈在蛋壳外往里叨这个壳，当两边同时叨破蛋壳的这一瞬间就叫做“啐啄同机”。比喻你看中的人正好也看中了你，也就是机缘。有人说“人一生最容易遇到机缘的地方，大概就是在学校了。”老师是肯定愿意教的，只要你有心学，一个从外一个从里，里应外合，这蛋壳是肯定能叨得破的。我与一山一水的故事，大体也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的家乡会宁县丁家沟镇荔峡村有个老人沟遗址，为一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共存的文化遗址。前后延续2000多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代表精品有人头形器盖红陶罐，属国家一级文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地方，却以“苦瘠甲天下”而著称，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好在先人们传承下来的“忠孝仁爱显人品、勤俭耕读展家风”的乡风，一直激励着一代代家乡人始终保持了坚守本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改变命运的优良传统，也谱写了教育的传奇，我就是“传奇”的幸运儿。

1984年，18岁恰同学少年的我，背着倾全家之力为我打点的行囊（一条羊毛毡、一条狗皮褥子、一条荷儿被子、一双“千层底”布鞋）、带补丁的内裤里缝着五张“大团结”，历时三天辗转定西、兰州、打柴沟，搭煤车、坐汽车、挤火车，睡地铺、喝凉水、啃干馍，来到祁连山下的丝路小镇——黄羊镇（甘肃农业大学），开启了我的梦想人生路。就是在这里，让我结识了影响我一生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爱的人王艳荣，一个是爱我的老师丁文广。后来，我毕业分配到甘肃省农业厅，丁老师调到甘肃省畜牧厅，我们同在一个楼上、为了同一个梦想、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争取着领导的赏识。再后来，我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研，回来后调到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丁老师调到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已是世行项目办的正处级干部，我们继续为各自的家庭和事业心无旁骛奋斗着。期间，我又先后去酒泉市瓜州县、武威市天祝县、平凉市崆峒区、陇南市文县工作，丁处长去加拿大西蒙·弗莱泽大学留学深造、回国后去兰州大学当了教授，相互之间就鲜有联系了。

直到2009年，突然有一天，丁文广教授来省政府研究室找我，说他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要评审，我作为评审专家他是来给我送材料的，并希望帮他提些补充修改意见。记得当时开评审会时，我作为曾经的学生和后来的同事哪有资格提意见哦……，就这样彼此又建立起了较为经常的联系与交流，当然也开始了一些与他以及他创建的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并力所能及的参与一些一山一水的公益慈善活动。

2010—2013年，是我人生中倍受煎熬和彷徨的几年，我时常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强烈的潜意识：一是总感觉到甘肃的官场很诡异、水深不语，对我这样一个智商和情商都比较低、能力和家底都比较薄的人来说已很难适应；二是总考虑到对我这个40岁不到就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继续无节制无规律的加班熬夜“爬格子”会要了我的命。由于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信心开始明显不足、战斗力显著下降，该工作时精力不集中、该休息时夜不能寐。往往是一走进政府大院血压蹭蹭就升高、脑袋昏昏就蒙了，并出现了各种并发症。一方面魂不守舍、力不从心，一方面奋斗多年、舍不得放弃，还有一个是孩子远在英国求学，思儿心切加上经济窘迫。这段时间的我焦虑、纠结、憋屈……，绝对可以用“痛不欲生”来形容。

2013年底，48岁临近“报废”了的我，终于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得到了一点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清醒地认识到：我自幼家境贫寒，深知广大弱势群体之艰难，加之长期作为政府机关的一名附庸文人，在完成大量“命题作文”的实践中逐渐锻炼了党性、熟悉了政策、学会了独立思考，同时在基层任职的体验中逐渐吃透了省情、也平添了责任。所有这些造就了我有客观独立地反映老百姓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公共需求的内在自觉，有主动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思路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创造性的专业性智力咨询服务的基本素养。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不能因此而“躺平”，我决心重新规划余生：一方面，本着对家庭负责任的愿望，兼具个人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本着回应政府关切、表达草根期盼、体现社会责任的共同愿景，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一山一水的怀抱。

我崇尚这样一句话：“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更何况自己喜欢与优秀的人一起干富有挑战的“正经事”。2014年初，我在丁文广教授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欣然接受党支部书记、副理事长职务，负责一山一水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和智库建设工作。但我深知社会组织在以智库智慧助力政府科学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既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更要坚定突出政治功能，必须贴近基层、走近群众，做到上通天线下接地气。因此我便开始在推动公共政策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生合作发展的同时，着力为把一山一水打造成甘肃领先、西部一流、全国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方面，协助丁文广教授大胆尝试了一些有意义的创造性探索。

尤其是在虎孝君总干事、姜雪花理事等诸多同事以及全体党员和员工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党建引领更好的动员社会力量、链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务，推动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基层，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打赢脱贫攻坚战、合力抗击疫情等方面积极作为，做出了一些积极贡献，为一山一水在提质增效、防范风险方面提供一定的组织保证。同时，我竭尽全力发挥自己长期从事决策咨询工作的优势和基层工作经验，主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承接咨询服务项目，并积极为企业、社会组织搭建战略平台，在提升一山一水内部治理能力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

实践表明，这也是一山一水发展最好的时期。理事长丁文广教授2014年被甘肃省评为“全省道德模范”，2015年被中宣部等六部委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被国家民政部评为“中华慈善奖提名奖”，获“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荣誉称号，2020年被聘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一山一水2014年被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省民政厅评为“甘肃省优秀社会组织”，2016年被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网评估为“全国千家公益组织慈善透明排名第6位、全国环保领域NGO排名第1位、甘肃公益组织慈善透明排名第1位”，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被中国社科联评为全国社会智库先进单位，2018年7月被甘肃省民政厅评为5A级社会组织，2021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标志着一山一水在党建引领、内部治理等方面开始走在了全国社会组织前列。

随着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我在社会上非但没被“报废”，而且还赢得了更广泛认同，身体状况也得到一定的改善。曾经有位在甘肃省委省政府重要岗位上工作过的会宁籍领导说我“身上有会宁人的优点，没有会宁人的缺点。”丁文广教授评价我是“一山一水的智多星，高端大气，低端接地气。”我自己的深刻体会是：一山一水拯救了我，我自己也入对了门、跟对了人。

说起我与一山一水的机缘，除了“入对门”“跟对人”以外，还可能与“投对胎”有关，这得从我的父亲说起。有人说父亲的心量、母亲的情绪，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也有人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海，山给人依靠，海抚慰人心。我的父亲1937年农历正月27日出生在甘肃会宁农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正值国难当头的年月，家庭虽不算富裕，但因为家里自营着些许田产，肚子还是能填饱的。由于我的祖父在父亲6、7岁的时候就去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从此便杳无音信)，曾祖父(父亲的爷爷)便教父亲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仅没能进过一天学堂，还孤儿寡母的吃了不少苦头。

就是这样一位缺少快乐童年的父亲，是他的格局决定了家庭的运势和风水，决定了家庭的方向。据说我的曾祖父是那个时候农村少有的读书人，因为排行老二、且乐善好施，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称他为“二善人”。父亲就是在劳作之余被动地接受了些曾祖父的教育。记得小时候我语文课本上选编的《四书》、《大学》等里面的古文片段，他都能整段背出来，至于那时候流行的“老三篇”、“最高指示”以及“语录”之类的，父亲简直就是倒背如流。我们哥几个偶尔带回家的小人书，他基本上都能连猜带蒙地读下来，他记的流水账(近乎是日记)虽然有许多错别字，但他却明白那都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的“智力”绝对要比我哥几个好上几倍都不止哩。

让我最佩服的是父亲的眼界和胸怀。只要他有空，便会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多数是表达做人做事、孝道励志方面的，当然更多的是他从看古装戏得来的。说实话，每每当他打开这方面话匣子，我那哥几个就会溜之大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两三个小时肯定停不下来，每每我便是最忠实的听众，不是因为我爱听，实是我胆小。现在想起来他那是苦口婆心、恨铁不成钢式的“灌输”。他说的最多的话是“天晴改水路，无事早为人”“人情紧如债，急了把锅卖”！

说起父亲对于我们哥几个的严厉，那是近乎苛刻的。那时候我家上房的门背后随时立着一根棍子，正好在父亲喝罐罐茶的炕头边上，顺手可及，光溜溜的，被他盘得都挂了瓷，父亲出门随身带着它，用于防身打狗并兼作教训我们，此刻提起它我甚至还发怵，可能是条件反射吧。记得上小学时我每天偷拿他的剃头刀在学校削铅笔，结果不小心丢了，那可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哦，可想而知那一顿乱棍打得我一辈子再没有过非分之想。

记得小学课本上讲那万恶的旧社会，恶霸地主用皮鞭抽偷懒的农奴的事，那时我咬牙切齿的憎恨地主，同情那些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农奴。我们庄子上有位“老地主”也经常被带到学校挨斗，有些同学也用柳条子抽他，其实我也挺想过过瘾的，无奈还是胆小怕事，当然也看着老人家挺可怜的下不了手。实际上，我哥几个包括母亲也常被父亲的那根棍子或打牲口的鞭子抽，除了害怕以外并不觉得稀奇。

最难忘的是我此生第一次见的火车、坐的火车竟然是运煤的货车。好像是1975年春节吧，记得那年我上三年级，父亲带我第一次出远门去靖远姑姑家，为了省钱从靖远闇门下车沿黄河边一直步行到平堡，足足走了八小时，渴了，父亲就拽着我的双腿让我爬到黄河边喝上一通。回来时，辗转白银兰州定西爬了一路的煤车。直到后来上大学，才见了并且坐了真正意义上的火车。

父亲非常痛恨赌博(据说我的祖父好赌)，也很少喝酒，倒是喜欢抽烟喝茶。记得我哥几个偶尔打打扑克(升级)，被他看见了，一定是大发雷霆，而且没完没了。我曾经给父亲孝敬了一条红塔山(上世纪90年代最流行，一盒13元)，他却偷偷换成了几毛钱一盒的兰州烟。有一年我去杭州时给父亲买了二两龙井茶(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一斤)，他却让我孝敬给老丈人。说什么“爹是乡下人，喝不惯好茶叶，只要不断顿就行。”父亲一向乐于帮助别人，从不占人便宜。作为生产队长、种田的老把式，包产到户那年，他竟然给自己家分到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薄田，集体的农具和牲口一丁点都没要，致使春种开始了，我家却长时间无法种地。他却说“我那五个后人，都能考上大学，不用种地么！”幸亏后来我们哥几个陆续考出来了。

有大心量者必有大格局，我们哥五个的名字“鼎、璧、宇、玺、俊”都表达着父亲的一种心量，未必在家业繁盛、名传千古，现在想来可能更多的体现在父亲对生活的态度、对逆境的豁达，甚至希望我们哥五个都能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遗憾的是直到父亲1998年春节离开我们，也从未给他量身定做过一套新衣服，也从未带他出远门浪上一趟。记得1996年冬天，身患胃癌的父亲来我的小家，我的儿子在他怀里数着他爷爷的领子说“爷爷，你怎么穿这么多的衣服呀？”原来里外五、六层全是我们哥几个淘汰下来的旧衣服，当时心里好酸楚。父亲特别关心国家大事、也分外关注外面的世界，平时总守着一个台式收音机听新闻(那时老家没通电)。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24年了，此时我在想，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也就85岁)，能带他看看我所供职的一山一水、见一下我的理事长兰州大学博导丁文广教授、了解一下三儿我所从事的工作，他一定会非常的开心，一定会说这才是“二善人”的后代！

用如此多的笔墨赘述我的父亲和曾祖父，我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一辈子干什么事，其实都是命中注定、是机缘，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回想起来，早在2005年，我引荐日本友人岛垣正昭先生为敦煌七里镇援建了一所富士施乐希望小学，说明我天生就与公益慈善有缘，更适合做一个社会人。何况我投胎在本分慈善之家、与丁文广教授啐啄同机、爱在一山一水间，注定我来人世间也就这点“出息”（其实也是我的“福报”），干脆死心塌地跟着丁文广教授与一山一水“共舞”余生算逑了！